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杭州高新企业考察时指出，要立体化地培育人才，特别是对高端的尖子人才更要爱护。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培养人才，开发人才，既是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一个极富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尤其新常态转型经济下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将日益复杂，利益格局将有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将不断发生变化，价值追求也将呈现日趋多元化的特征，这直接导致宏观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途径、公共管理部门以及微观组织的各项管理活动与过去相比，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在新常态背景下，人才管理所依赖的社会、文化、技术背景和组织制度都发生了演变。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新常态转型时期人才的新标准及能力需求，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人才管理体系，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高自律性、高素质、高积极性、高协作性的“四高”人才队伍。
高自律性：人才的首要标准
自律，指个体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及自我改善。高自律性意味着在履行职能、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保持高度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意识。古人历来注重自律，无论孔子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还是荀子的“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都强调自律的重要性。新常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管理问题日趋复杂，企业竞争环境动态变化，人民群众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愿望也愈显强烈，与世情、国情、民情呈现多元化格局相伴随的各类矛盾进一步凸显，而用来协调社会关系的外部“他律”建设却往往滞后，由此形成巨大的社会管理成本和经营成本。可以预见的是，“他律”的完善与健全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律的价值异常珍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都特别强调道德与自律的重大意义。他在河南考察时就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自律的基础是信仰和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高自律的人才，是以事业心、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人生理想和价值观作为基础的。自律并非用一大堆规章制度来层层地束缚自己，而是用自律的行动创造一种井然的秩序，来为工作和生活争取更大的自由。自律的前提是诚信，诚信是真实可靠的信用，也是一种道德自律。自律还需要职业规范性和职业共同体作为保障。职业共同体是以专业为基础自愿结成的众多团体组合而成的，它的存在有助于形成通行的自律标准和职业规范，尤其对于具有高度创造性和个体性的活动，需要由个人做出独立判断和行动的职业，职业共同体的行为规范更有助于自律意识的养成。
高素质：人才的能力基础
素质指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表明“能够做”的能力，体现了人力资本的属性。素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作所需素质的典型行为表现，对工作的实际绩效必须是有显著贡献的；二是取得这种绩效所需的个性特征应该不仅仅是表面特征，还应包括深层次的一些人格特质，如价值观、态度等。前者强调以绩效为导向，不同工作的高绩效可能对行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后者强调深层次人格特质所表现行为的重要性，认为深层次的个性特质可以在不同的工作情景下产生高绩效。
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复杂多变的环境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在不同情景下高效完成工作的能力。对于不同人才群体，既要具备能够履行本职工作职能、服务他人、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与职业素质，又能够科学地、创新性地、前瞻性地、高效率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难题的高技能。
高积极性：人尽其能的前提
积极性属于态度的范畴，表明了“我要做”的意愿，是人才受到内在激励程度的具体反映。心理学研究指出，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它使人的心理处于准备状态，具有行为上的倾向性，并把积极性看成是人在心理能动状态下一种行为的动力表现，它包括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多种心理成分处于兴奋活跃状态，使人的智力、体力、能力发挥出最大的活力，成为人的行为推动力。工作上的积极性体现了人才对工作任务所产生的一种能动的自觉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人才对于执行计划和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克服障碍的意志力和积极的情感。需要、动机和目标，是构成积极行为心理动力的主要因素。由于需要的驱使产生动机，从而引发行为。同时，目标作为行动结果的超前反映，它能促使人的需要转化为动机，对人的行为起着导向、激励等作用。人们追求的需要层次越高，目标越明确，动机越强烈，其行为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大，因而其工作积极性也就越高涨、越持久。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越高，则其业绩越大。
新常态转型期的中国，人才队伍必须积极主动，具有更强的探索精神，对于面临的工作难题与挑战，要勇于试错，以更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去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面对挫折与困难时更有弹性和韧性。
高协作性：人才能力的放大器
“高协作性”体现了人才的团队意识，表明了“和谁做”的能力。团队比传统的部门结构或其他形式的稳定性群体更灵活，反应更迅速，最大优点在于可以快速地组合、配置、重组和解散。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团队日益成为组织的主要工作方式，团队工作方式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团队的本质是协作。协作性是与他人协作达到共同目标的能力，其典型行为包括：使用有效的关系技巧；聆听、尊重他人；对事不对人；考虑对他人产生的后果等。如果某种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多种技能和经验，由团队来做通常比个人做效果要好。在团队工作方式下，决定团队绩效的关键要素是团队整体素质和协作性。团队绩效既来自于每位成员的努力，更来自于团队成员之间的“融洽”，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为提高团队成员的协作性，成员在合作精神、沟通技能、个性结构方面需要互补，以此形成良好的团队整体素质结构，从而增强成员认同感。那些协作性强的人才更易形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在遇到难题或挫折时，团队成员能互相鼓励、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
新常态转型期的中国，利益格局错综复杂，价值追求日趋多元化，个体在面对问题时越来越难以独自处理，此时团队协作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这一论断的核心之义。这要求各类人才群体在履行工作职务过程中能“统筹兼顾”，善于沟通协作，善于克服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行动壁垒、制度障碍，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不相互推诿，敢于担当，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能积极运用集体智慧和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难。
高自律性、高素质、高积极性、高协作性，强调的是人才群体的道德性、个体性和社会性。培养“四高”人才，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化与知识化双重时代引擎推动的历史必然，变革并创新原有的人才管理理念和人才管理实践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人才管理中的首要任务。（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