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联大成立周年纪念日。半年前，好多人还在昆明，半年后，大部分已经回到平津。”
这是1946年11月1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庆祝西南联大9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的开场白。这一天，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师生聚集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四院门口挂着“创造新作风，创造新精神！”的鲜红色标语，叫卖《校庆纪念特刊》的声音在人群中此起彼伏。
九年前，他们离开华北平原，一路南下；九年后，他们终于北归，在失而复得的家乡纪念烙在遥远西南的那段共同记忆。
梅贻琦的发言不曾细提在昆明的日子，却说起了西迁及北归路上的事。这一去一回，是文人经行的漫漫长路，也是这个国家杀出的一条血路。
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
西南联大的最初，是长沙临时大学。
历史正发生时，总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它的意义。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外传来的枪炮声曾因被认为是当地守军的演习声而使清华园的学子感到宽慰。翌日，五六位北大教授在胡适家会面，这位文学院院长分析道，这次的事件只是孤立行动，不会有太大影响。7月10日，北大—清华联合招生考试委员会油印了一万两千份试卷，为将要来临的招考做准备。
但民族性的灾难还是在天真的文人面前露出了狰狞的面目。9月3日，日军占领了北大部分校舍；9月12日，日军搜查清华办公室；10月13日，日军控制整个清华；10月18日，傀儡政府占据了剩下的北大。至此，代表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红楼和清华园在战争中成为地狱。而在不远的天津，中国最优秀的非教会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已于7月29日被全部摧毁。
离开战乱中的平津迫在眉睫。在9月10日，教育部已颁布在长沙成立三校联合组成临时大学的命令。但北大的许多教授仍希望在沦陷的北平继续追求学术，连校长蒋梦麟都说：“世界上很多事你不想做，最后却不得不做。”
可平津已然保不住文化界的国宝了。几番动员后，三校教授达成共识，撤退的命令在师生中秘密传开。由于时值暑假，战事紧急，这次慌乱的撤退毫无组织，只能靠个人各显神通。
朱光潜等人与扮作商人的沈从文费尽力气才挤上出城的列车；闻一多除却手稿，连一只行李箱都来不及带；王力刚在天津出站便被当作嫌疑分子反复盘查审讯；为北大断后的郑天挺是最后离开的，在天津逗留时，钱稻孙以北大存亡为由劝郑天挺等人留在北平效劳，郑天挺以民族大义拒之。
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在西南联大的合影
与教授相比，学生的境遇更为艰难。许多人家乡沦陷，身无分文，只能随着难民队伍南逃，“逢车便上，遇庙而栖”，甚至一路乞讨，辗转南下。对于不知前路的年轻人来说，长沙城的新校园是最后的希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流离与聚合，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始上课。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沦陷家乡的故友重逢，这便是西南联大的前身。这一天，校园里响起了空袭警报，仿佛预示着山高路远还未到尽头。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临大的安宁日子终于只是一晃。随着南京沦陷，长沙也不再太平，再度西迁已提上议程，因最终选址在云南，学校被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但这一次，学生的异议排山倒海而来。血气方刚的青年们不想再退了，他们不想丢下曾支援过自己的长沙人民，也不愿国难当头再当一介书生。临大已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投笔从戎，走上前线。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曾反对校园搬迁，希望鼓动临大学生一齐保卫长沙。教育部长王世杰怒称：“教授和学生同样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不是你张将军棋盘上的一个子儿！”
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也苦恼于如何让学生明白西迁不是为了自己活命，而是为国家保存人才。尽管如此，临大仍然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选择，他们为参军的学生保留了学籍，以便将来继续学业。
1938年2月19日，在结束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后，1000多名临大师生在圣经书院召开誓师出发大会——在反复的争论之后，临大决定再启程，中国的未来不能缺少高等教育这一块。
由长沙入云南有三条道路，一是由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由香港渡海到越南，再乘火车入滇；二是由长沙乘火车到桂林，再乘汽车进入越南，由河内乘火车入滇；三是由常德出发，徒步到昆明，这便是号称“文人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
赴昆明途中的旅行团
第一路由梅贻琦带领着大多数教授及部分女同学出发，由于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都要走海路，这一路带着近500吨的校产，相当于背上了整个西南联大。教授扶老携幼，顾家又顾校，憔悴不堪；贵重仪器一路由女同学肩扛手提，昔日的佳人才女纷纷变卖了衣服首饰，在码头车站慢慢扛起一个个近50公斤的大箱子。
第二路人数最多，只能分批进行，冯友兰、陈寅恪、朱自清等人都在其中。虽负荷较轻，但一路拥挤着辗转颠簸，也遇到诸多骚扰。
最为艰苦的自然是第三路。旅行团由二百多名男同学及少数教师组成，黄师岳将军带领，黄钰生教授为指导员。入选旅行团，既是无奈，也是荣耀。对于家园沦丧，身无分文的学生来说，乘车入滇已成奢望，而这一路的苦行无疑是对学生意志的证明。在同行的教授中，有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吴征镒等人。
旅途中的吴征镒
旅途的开始总是痛苦的。湘北大地阴雨绵绵，旅行团在泥泞地上踩出了第一排脚印，每天夜里，学生把淋湿的棉衣堆在一起烘烤，脱去草鞋数着自己脚上的血泡，每天四五十里的路已然到了旅行团的极限。
但没有人敢掉队，这是踏上了就不能回头的旅程。血泡磨平了，又长出来，再磨平，最终了无知觉，天之骄子们在风餐露宿中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行至湘西，土匪的威胁逼近。好几次为了藏身，夜宿的灯火被熄灭，全体师生在黑暗中屏息，半梦半醒时仍为一点声响而惊恐万分——这是一支手无寸铁的队伍，任何情况都只能坐以待毙。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有惊无险中，旅行团终于走出湘西。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份平安是李继侗数次涉险与土匪头目周旋，用“买路钱”换来的。
人身安全之外，没有容身之处也让旅行团终日惶惶。若是政府打好招呼的地界，县长还会帮忙安排入住民宿，但也要和同样搬迁的中央军校学生抢先后；被各方打扰的民众对旅行团也有所顾忌，不愿与之深交；若是无人照应，能找到一个破庙容身都让学生们感到幸运，有一次饥寒疲惫之下，百余名学生就在县府大堂挨坐着熬了一夜。
对于旅行团的师生来说，一切困苦的报酬不是锦衣玉食，而是沿路的秀丽景色。桃源、瀑布、钟乳石洞……或许只有这些文人才能忘却南逃的狼狈，在风光中流连忘返，仿佛当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郊游。
一路跋山涉水，从阴雨三湘到奇诡贵州，又到明媚的春城，旅行团的成员哪怕衣衫已褴褛，也记得自己学者的本分。行军两个月，中文系的学生写成《西南采风录》；生物系的李继侗带着学生采了一路的动植物标本，大部分是中原大地从未见过的；曾昭抡带着理工学院的学生指导矿区的工人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时刻带着工具，敲下地质标本给学生展示，却无奈只能一路走，一路扔。
而对这些年轻的学人来说，最深刻的触动还不是这些他们领域中的发现。两个月的时间，象牙塔的精英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更为广大、更为真实的中国：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民主、科学，有的是千年落下的封建，罂粟盛开下的烟雾缭绕，母女共穿一条裤子的贫困，以及帝制推翻三十七年后对皇权不变的臣服。他们所终日谈论的主义与眼前的一切多么遥远，但又仿佛密切相关。
“中国这么大，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了。”闻一多的这句话响在了旅行团每一个人的心间。同样被重新认识的是他们的价值，总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而这力量，似乎就在他们身上。
旅行团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服务，哪怕无人理睬，北大化学系的曾昭抡仍每到一处便宣扬起民主与科学，这位从不抄近路，固执地走完所有弯路的教授此刻同样固执地想让每一处都听到新的声音。
旅行团抵达昆明
旅途的第68天，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284名师生抵达昆明。梅贻琦带领着欢迎队伍在桥头迎接，眼前一个个出现的故人都已换了沧桑的面孔。学生们拥抱在一起，既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又少不了文人意气的比较。
“您的学生，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黄师岳握着梅贻琦的手，梅贻琦眼角湿润。长征结束了，而西南联大的路才刚刚开始。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也是希望。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一路的跋涉已为它做了注解。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日子，而在它的西南方，淡淡星辉已经初现。
神京复，还燕碣
七年的时间，联大在炮火中生生不息。1945年8月15日，终于到了那一天，当胜利的捷报传来时，遥远西南的联大校园里，泪水与欢呼爆发。闻一多刮去了他在“长征”路上蓄起的长须，没有人为西南联大从此少了“八景”之一而惋惜——这是所有人都等了太久的一刻。
两天前，西南联大常委会已在第342次会议上讨论了复员北归的问题，失去的平津从未从他们脑海中抹去。日军投降的消息一传来，欢庆之余，联大便着手准备起北迁的事宜。
但凝聚着民主精神的联大很快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动而风波再起。当年12月，“一二•一”惨案发生，群情激奋的联大师生开始罢课，领导层备受压力，联大的工作几乎瘫痪；加之经费不足、交通阻塞，北迁的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重庆政府对联大的诉求置若罔闻，联大只能自行联系筹备，梅贻琦在后来的校庆纪念大会上说道：“我们幸而没听他们的话，过半年后，据说，还得一年，现在再问，恐怕还得一年。”后来的笑语，在当时的情境下，确是焦头烂额的困境。
在全校的四处求告下，联大师生终于在校友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下得以启程。回程的路途仍不太平，一路颠簸至汉口，还要以“回籍难民”的身份搭上去上海的轮船；内战已局部打响，铁路时通时断，从秦皇岛到北京花了整整两天两夜。运输北上的校产也屡遭搜查破坏，一名押送的学校职员因不堪宪兵骚扰，跳江自杀。
1947年，清华大学举行西南联大十周年校庆影展
对联大的师生来说，更痛苦的是胜利后一片荒凉的景象，越到故乡，痛楚越深，这便是被蹂躏了八年的中国，而它未来将要去往何方？
沉甸甸的责任压在了年轻的学生身上，但自西南联大归来的他们已有了负担的能力和勇气。九年过去，来去之间，他们斜跨了整个中国。那一方遥远而又亲近的红土地永远告诉他们：“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